西安理工大學高科學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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黨史故事|賡續戰地文化的紅色血脈

鑒往知來,向史而新。人民軍隊的文化基因蘊含在輝煌壯闊的歷史中。今天,我們推進強軍文化建設,尤其需要繼承寶貴傳統,從戰火硝煙中去總結規律、歸納經驗,讓經過戰爭歲月洗練的寶貴經驗,在強軍路上綻放新的光彩。 

  ——編者 

 

  戰地文化是強軍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,是塑造戰斗品格、培養戰斗意志、激發戰斗潛能、高揚戰斗精神的軍事文化,具有突出的戰斗屬性和戰地特點,最能體現兵味、軍味和戰味。追溯我軍戰地文化的發展脈絡,探尋其制勝機理,對當下強軍文化建設具有重要意義。

  需要戰斗力,就一定需要文化 

  1941年7月5日,聶榮臻在晉察冀邊區第二屆藝術節大會上講話時指出:“需要戰斗力,就一定需要文化。”戰斗力是軍隊興衰成敗的決定性力量,而文化是最深沉、最持久的動力源,是決定戰斗潛能和激發戰斗力的重要因素。我軍自成立以來,一直重視戰地文化建設。初創時期,雖然物資匱乏、條件艱難,但紅軍的戰地文化從一開始就聚焦宣傳人民軍隊的性質宗旨,及時用藝術的方式表現戰況戰績,注意從精神層面激發官兵的革命信念,鼓舞官兵的革命斗志。

  1930年第一次反“圍剿”前,紅一方面軍宣傳隊趕排了活報劇《活捉敵師長》,對鼓舞紅軍戰士戰勝強敵產生了不小的影響。不久,紅軍取得龍岡大捷,活捉敵師長張輝瓚。戰士們紛紛說:“咱們的戲演神了。”

  1948年10月,華東野戰軍第四縱隊第十師政治部在《戰時群眾性的文娛活動問題》中提出:“人民解放戰爭的經驗證明:戰斗越頻繁,越殘酷,部隊對于文化娛樂的需要就越迫切。一仗打好以后,戰士第一個要求就是看戲。”在豫東戰役中,第十師第二十八團三連自火線撤退后,全連僅存3個班。當部隊集合于廣場上時,大家顧不得身上還染滿血跡,就要求戰士“小廣東”出來指揮唱一個歌,唱罷一個以后,還要求再唱第二個。

  秦基偉15歲就參加紅軍,長期的軍旅生涯,讓他深深體會到戰地文化對提高戰斗力的重要性。他在回憶錄中寫道:“軍隊嘛,要的就是那么一股氣。環境再苦,指揮員不能叫苦。”“要讓部隊吃糠咽菜還得精神飽滿,凍得直打哆嗦,你讓他唱支‘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’,馬上就是一身熱汗。”

  戰爭年代,我軍的文工團是一支特殊的隊伍:作戰時他們是戰斗隊、運輸隊、救護隊;休整時他們是演出隊、慰問隊、保障隊;行軍時他們是宣傳隊、鼓動隊、服務隊。秦基偉說:“毛澤東同志說,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。這句話說得入骨三分。尤其是在戰爭年代,我們甚至也可以說,沒有文藝工作者的部隊,是一支缺乏生機缺乏朝氣的部隊。”

  我軍一路走來的歷史證明,文化是戰斗力生成的重要因素,為持續激發戰斗力提供精神支撐。我軍戰地文化以寓教于樂、寓教于理的方式,引導官兵的價值觀念,滿足官兵的精神需求,激發官兵的革命激情,對軍隊增強凝聚力、提高戰斗力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。

  文化武器,具有先進的政治性 

  1942年,聶榮臻在《關于部隊文藝工作諸問題——在晉察冀軍區文藝工作會議上的講話》中指出:“我們的政治工作是掌握藝術這一武器,拿這武器為戰爭服務。就我們的文化武器來說,不管我們在軍事上的裝備是如何低劣,比不上強大的敵人和其他的軍隊,但我們在文化武器這方面,是很注意的,我們的‘裝備’卻不是那樣落后的。”我軍的戰地文化由于帶有先進的政治屬性,又能深入最前線、直觀快速反映戰爭的真實面目,因此更為官兵所認可和歡迎。

  紅軍時期,為了幫助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戰士認識作戰的意義,宣傳隊員經常唱起《殺敵歌》:“帝國主義與軍閥,它是工農死對頭,壓迫剝削我們痛苦好難過。刀槍在我手,殺敵是時候,一戰再戰直至百戰不休。殺殺!殺得敵人發抖,革命精神抖擻。刀槍在我手,向前殺敵莫停留,我們要把紅旗插遍全球。”短短幾句歌詞,就將工農所受的壓迫、紅軍的性質任務、打仗的政治目的生動地揭示出來,使戰士明了為什么要打仗,從而激發出齊心戰斗的自覺性。

  戰斗中,敵人的有生力量需要軍事打擊來消滅,也需要政治攻勢來進行瓦解。當年,敵人的一個旅長曾心有余悸地說:“我很害怕紅軍宣傳員喊出的‘窮人不打窮人’這個口號。我們的士兵一旦覺悟,槍口向著我們,那可不得了!”1935年直羅鎮戰役中,紅軍認真分析了敵軍官兵的兵源情況,組織起五六十人的宣傳隊,對頑強抵抗的敵軍殘余部隊唱起了《瓦解敵軍歌》。這首歌描寫了敵軍士兵的苦難生活,曲調如泣如訴。最終,敵軍士兵開槍打死了反動軍官并宣布投誠。

  戰地文化能以更直接、更巧妙的方式使官兵成為掌握革命道理的自覺的英勇戰士。正如美國記者斯諾在《西行漫記》中所寫:“在共產主義運動中,沒有比紅軍劇社更有力的宣傳武器了,也沒有更巧妙的武器了。”新時代人民軍隊的戰地文化必須著眼提升指戰員的政治覺悟。官兵知道為什么打仗、為誰打仗之后,才會產生出持久的戰斗力量,煥發出壓倒一切困難、戰勝一切敵人的斗志。

  靈活機動,與部隊中心任務緊密結合 

  戰地文化,“戰”字當先,必須緊貼部隊中心任務的要求,為戰服務。長征時,為適應部隊行軍作戰的靈活性,戰地文化多采用靈活機動的方式開展。在渡口、山頂或路邊,宣傳員們搭起宣傳鼓動棚,插上紅旗就開始唱歌、喊口號、打快板,條件允許時還會表演一些小節目。在翻越終年積雪的夾金山時,宣傳員們喊出“大雪山不算大,千難萬險算個啥”“同志們比賽吧,誰先登上頂呱呱”的口號,讓官兵在極度艱難中又有了力氣,甩甩胳膊咬著牙堅持往前走。

  面對敵騎兵的圍追堵截,陸定一和李伯釗合寫了《打騎兵歌》:“敵人的騎兵不可怕,沉著應戰來打它,目標又大又好打,排子槍快放齊射殺。我們瞄準它,我們打垮它,我們消滅它!無敵的紅軍是我們,打垮了敵人百萬兵,如今再學打騎兵,我們百戰要百勝。”李伯釗還配合歌詞創作了《打騎兵舞》。后來,紅軍再遇到敵騎兵時,就按照《打騎兵歌》唱的那樣,沉著應戰,一陣排子槍打過去,就把敵人打得人仰馬翻。

  在抗美援朝戰爭中,每當聽說有文工隊要來慰問演出,堅守在坑道里的戰士,情緒就特別高漲。到前沿要經過幾道封鎖線,文工隊隊員每過一道封鎖線,都可能遭到敵機轟炸和敵炮襲擊。為了使每一個戰士都能看到節目,文工隊隊員得爬著、滾著到達每條坑道,姿勢略高一點就可能中彈。到了坑道,不管有幾個戰士,文工隊隊員都立即演出。他們將戰士事跡和戰斗生活及時創編成節目,戰士們聽了格外親切。在上甘嶺戰役打響前,當文工隊隊員高喊:“同志們辛苦了!你們是守衛上甘嶺的英雄,師首長派我們來慰問你們了!”戰士們就會一齊鼓掌高呼:“堅決守住陣地!”

  實踐證明,戰地文化建設必須緊貼部隊中心任務的要求,結合戰略方針和部隊作戰情況的轉換,及時創造新的內容和方法,才能有效地助推軍事斗爭的勝利。

  深入前線,把文化的武器交給官兵 

  革命戰爭年代的戰地文化工作者,是直接上戰場的宣傳兵。1941年10月,新四軍打響程道口攻堅戰,戰士劇社前來慰問。宣傳隊員們不僅以精彩的節目激勵士氣、活躍氛圍,還組成擔架隊、籌糧組、戰地喊話組、傷員慰問組,奔赴戰斗前線,以實際行動感染部隊,激發官兵的抗戰熱情。

  1939年9月,賀龍、關向應與聶榮臻共同指揮的陳莊戰斗剛在山前打響,第一二○師戰斗劇社就在后山搭建簡易平臺進行演出。仗打了5天,戲也演了5天。作戰官兵從戰場上下來后就來看演出。每天演出前,戰斗劇社負責宣讀戰報,把戰爭情況及時報告給指戰員。有一次戲演到戰爭場面,需要槍炮聲的音響效果時,恰好山那邊炮聲隆隆、槍聲大作,產生了極佳的“音響效果”。劇社的同志風趣地說:“我們演戲為戰服務,現在戰斗也為我們演戲服務了。”

  開展戰地文化工作,單憑專業文藝工作者創作出的作品是無法滿足官兵需求的,必須鼓勵官兵學會運用自己的語言,寫出或講出反映自己的、集體的生活、感情與戰斗的故事。培養有文化的官兵,就要把文化的武器交給官兵,鼓勵官兵踴躍參加群眾性戰地文化活動。上甘嶺戰役中,志愿軍第十五軍辦了一個《戰場報》,專職記者只有宣傳科二三人,但部隊人人都是通訊員,能極快得到最前沿的最新消息。當天有英雄事跡和戰斗經驗,他們當天就能寫成文章刻印見報,極大鼓舞了士氣。

  人民軍隊的戰地文化具有先進的政治屬性、鮮明的戰斗底色和廣泛的群眾基礎。新時代的戰地文化建設,必須堅持以習近平強軍思想為指導,深入戰地一線,和戰士打成一片,堅持用群眾自己的成果武裝群眾,善于發揮群眾的偉大智慧和創造力,使之真正成為啟發軍民覺悟,宣傳黨的政策,鼓動士氣、激發戰斗力的強大武器。


  編輯:梁雨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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